先秦“君子”:身份标志向道德内涵的延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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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2-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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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君子”一词具备了多重道德内涵,常与高尚的品德、良好的修养、端正的言行等含义直接相关。

而事实上,“君子”最初只用以指代人物的社会地位,并不具备道德素养的要求。 其道德内涵的确立,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著述。   本义:身份地位的称谓  《说文》释“君”为“尊”,意味着崇高的社会地位。 “子”是先秦对男性的称呼。 因此,“君子”原指地位尊贵的男子。 甲骨文中未见关于“君子”的记载,西周时期的《尚书》中首次提到“君子”,指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。 《易经》中“君子”一词共出现20处,皆用来指称奴隶主。 “君子”的使用频率在《诗经》里明显增多,共183例,除了少量作为女子对丈夫或情人的称谓外,主要用以指代奴隶主贵族。

  然而,因为“君子”往往指身居高位者,所以常与一定的道德素质要求相联系,例如《尚书·无逸》要求君子“无逸”,不能贪图安逸。

《诗经·淇奥》用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来描述君子的才能与品质。

当然,这种联系是比较松散、不固定的,所以《诗经》中也有不少诗句用“君子”来指称品行恶劣的奴隶主贵族,如《诗经·伐檀》的“彼君子兮,不素食兮”,《诗经·雨无正》的“凡百君子,各敬尔身”等。   总体而言,西周时期的“君子”通常是身份地位的标志,尚未发展出系统的道德内涵。   沿袭:地位内涵的淡化  春秋战国时期,“君子”不再单纯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,更是德行的体现与表达。

当然,仍有部分“君子”的使用沿袭了先前的用法,指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。

例如《道德经》26章“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”,31章“君子居则贵左,用兵则贵右”,这两处提到“君子”,应指在军队中担任一定职位的官员。

而道家另一部重要典籍《庄子》中有36处对“君子”的论述,其中与社会地位直接相关的只有《庄子·在宥》“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”一句,指出“君子”如果不得已需要治理天下的话,那就“莫若无为”,让一切顺其自然。 墨家典籍《墨子》中“君子”共出现115处,仅四分之一的“君子”具有社会地位内涵。

儒家代表作《论语》中,仅10余处含有“君子”的论述明确用以指代社会地位。

如《子张》“致远恐泥,是以君子不为也”,说明“君子”从事的是远大的事业而不是小技艺;“君子信而后劳其民”,既要管理百姓,又要“信而后谏”,劝诫统治者。   延伸:道德内涵的确立  如前所述,尽管“君子”仍用以指代男子的社会地位,但这一用法已逐渐为道德内涵所取代。

需要注意的是,各家学说对“君子”的道德标准要求并不一致,其构建的“君子”形象也存在较大的差别。   1.《论语》  《论语》中包含了大量对“君子”的描述,分别从仁、义、礼三个方面勾勒出一个体系相对完整的“君子”道德范式。   仁是“君子”的信仰。 《里仁》中提到:“君子去仁,恶乎成名?”仁是“君子”一言一行都必须遵守的信条。 如果去掉仁,“君子”便不能成为真正的“君子”。

“冒昧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”,不能因为外在环境而改变。

《颜渊》里对仁的定义是:“克己复礼为仁。 ”并且清楚地揭示了儒家理想的终极目标是“天下归仁”。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则是“笃于亲”,因为孝顺长辈、友爱兄弟是仁德的根本,“君子”以此为本,方能“本立而道生”。   义代表了“君子”的价值取向。 义往往与利对举,代表两种迥然的价值维度。

正如《里仁》所言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。 对义的不同选择,将“君子”与一般人区别开来。 “君子”在选择道义的同时,一方面需要将其推而广之,即“君子之仕也,行其义也”;另一方面则要处理好勇与义的关系,因为“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”。 君子应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,否则容易走上歧途。   “君子”立身处世的原则在于礼。 《雍也》称君子“博学于文”,首先要做到知识广博,然后“约之以礼”,借助礼法约束自己的行为,这样就不会有违正道。 《卫灵公》也用“礼以行之”来要求“君子”,认为“君子”言行必须严格按照礼法进行。 《季氏》与《尧曰》反复强调礼是“君子”安身立命的言行规范,因为“不学礼”与“不知礼”,最终都“无以立也”。   2.《墨子》  相较于《论语》,《墨子》里“君子”的道德标准更近似于零散的“点”的要求,包含行义、兼爱、无斗等多个方面。

例如《亲士》指出:“君子自难而易彼”,“君子”应严于律己、宽以待人;“君子进不败其志,内究其情”,“君子”志向坚定,无论处于顺境和逆境都不会改变初衷。

《耕柱》称“君子无斗”,认为君子应胸怀宽广,与人和睦相处。

在《修身》篇里,墨子指出“君子”必须具备廉洁、道义、仁爱、怜悯这四种品质。 此外,“君子”还应该做到兼相爱、交相利、明天志、敬鬼神、弃礼乐等。

  3.《庄子》  庄子认为儒家学说中对“君子”的道德要求违背了人的本性,所以即使像曾参等人那样精通仁义,也“非吾所谓臧也”,不是庄子心中的理想人格。 如伯夷那样为了贤名而死,则更是为庄子所诟病。

《骈拇》里说:“天下尽殉也。

”为了仁义而死的“君子”,与为财物而死的大盗并没有本质的差别,都是为了满足欲望而伤害生命,因此不值得效仿。 同样,遵循礼法也是对大道的背离。 《大宗师》中提到道家和儒家对丧礼的不同态度:孟子反、子琴张在好友死后唱歌,子贡诘难这种行为不合礼制,却遭到二人的嘲笑:“是恶知礼意!”“君子”严格遵守世俗的礼法制度,按照规则处理丧事,意味着失去了人的本真。   《在宥》一文里描述了庄子对“君子”的设想:“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。 ”希望君子能够不显露才华与智慧,行事合乎天理,对待外物如同烟尘一般自由自在。

这种合于道而不拘于仁义,顺应自然、保全本性的品质,是庄子对“君子”理想人格的最高期待。

  整体而言,西周时期的“君子”主要用以指称男子的身份地位,而具备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往往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责,因此人们对其道德品质会有所要求。

这种地位和品行之间松散的联系,在诸子著述中逐步变得紧密。 尽管不同学派对“君子”的认知不尽一致,甚至相互矛盾,但正是因为诸子学说的关注、讨论与阐释,“君子”一词的道德内涵才得以构建完善并最终确立起来。

  (作者:何李,单位:厦门理工学院)+1。